第525章 “文化太可怕了”(2/2)

投票推荐 加入书签 留言反馈

【畅读更新加载慢,有广告,章节不完整,请退出畅读后阅读!】

r />
    “还没。”

    江弦摆摆手,“催一催的话,他们应该能把前面写出来,没听过那句话怎么说的么?”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不是。”

    “那是哪句?”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江弦一脸平静道。

    郑晓龙这一等,1986年仅存几天的12月就过完了。

    眨眼来到了1987年。

    这一年被称为“国际住房年”,联合国搞的,意在提高对住房问题的关注。

    这事儿咱们国家很重视,还专门出了一套《国际住房年》纪念邮票。

    这事儿也足够深入人心,后来有个电视剧叫《我爱我家》,每集结束之前还会有数分钟的“我家花絮”,就是一些NG的镜头剪辑,还有和“我爱我歌”,就是主题MV作品,另外在片头会有一行字幕:“献给国际住房年”。

    就在这样全国人民喜迎“国际住房年”的氛围里,1987年第一期的《当代》发行了。

    朱琳还没读过《顽主》这篇,正巧前往欧洲,干脆带了一册1987年第一期的《当代》准备在飞行的路途中看。

    这次去欧洲的中国剧组成员很多,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是苏聪。

    苏聪这会儿其实有点尴尬。

    最开始,贝托鲁奇和托马斯找了两名作曲家给《末代皇帝》作曲。

    一位是给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配乐的莫里斯.贾尔,此君后来还配过《人鬼情未了》。

    另一个就是苏聪了。

    苏聪不算什么有名的音乐家,他是一名留学生,在德国,参加艺术节、国际作曲比赛,拿了不少奖,但钱没挣多少。

    偶然一次,他在《综艺》杂志上,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于是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

    一年内杳无音讯,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结果过了一年,正准备读博的他突然接到京城打来的电话,说电影要开拍了,请您火速来京。

    苏聪因此来到了《末代皇帝》的剧组。

    可是麻烦很快来了,苏聪和莫里斯俩人的作品版权,因为早都签给了出版社,对托马斯而言,等于说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这就让托马斯觉得吃了个大亏,很不划算。

    贝托鲁奇干脆找上了坂本龙一,让他写的话,版本全都能拿到手里。

    莫里斯.贾尔听说了这件事,一气之下干脆扬长而去,剩下个苏聪。

    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一番纠结之后,苏聪还是想珍惜这次配乐的机会,觉得拍中国的电影应该至少有一首曲子是中国人制作的,于是留在了剧组里,而且十分认真。

    他读了很多文献,走访了许多学者,老贝要求很多,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还得有现代感,但是只给了苏聪一个文学剧本,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闲下来就拉他讨论,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晚上回去写,写了很多片段,大概有四五稿。

    这次去欧洲拍摄,他同样跟着。

    看着周围异样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块儿狗皮膏药,苏聪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其实他也想过离开。

    而且他这么做,早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出版社和经纪人都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在挥霍自己的才华,在做没有结果、没有意义的事情。

    包括家人、朋友,也都劝阻过苏聪,让他不要再在《末代皇帝》这儿耽误自己。

    苏聪说不明白。

    他想坚持。

    他就是犟。

    他就是想留在《末代皇帝》的剧组里,哪怕其他人都反对。

    心烦意乱间,苏聪从脚下的包里抽出几册上飞机前刚买的刊物。

    放在最上面的《当代》吸引住了他。

    准确的说,是写在《当代》封面上的一句话: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

    只一句,便给苏聪吸引到了。

    他确认一眼。

    嗯,《当代》!

    他对《当代》有刻板印象,觉得这部刊物发表的,更多是些英雄事迹、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

    苏聪还听一个作家朋友和他聊过,说以前他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了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

    那时候这个作家在《当代》和《当代》的主编秦兆阳谈过,因为他的一篇后面没有结尾,秦兆阳就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

    “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

    那位作家说,自己动笔时就不知道,所以一直到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而那位作家那时也不知道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似乎明白了点儿,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

    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就只能自己编了。

    所以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这桩事是苏聪记忆里的一个笑谈,一次茶余饭后聊天听来的趣事。

    当时作家的口吻带着点儿讽刺的意味,对秦兆阳的评价也不算太高。

    苏聪不是作家。

    这事儿听听就过去了。

    可这也无形中组成了他对《当代》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都是些“光明和希望”的。

    而从封面上这句话看来,这回的《当代》,似乎很不一般!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这话,既不光明,也不希望。

    带着几分好奇,苏聪翻开这一册《当代》,这才发现这册《当代》竟然只发表了一篇,还是一位熟人的:

    江弦。

    在剧组里,苏聪也见过江弦几次,为了作曲顺利,还和他聊过一些剧情上的内容。

    没想到一眨眼,就在《当代》上读到了他的,还是这么隆重的一期专号。

    这位作家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出许多。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