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高校科技管理体制上的新突破(2/2)
【畅读更新加载慢,有广告,章节不完整,请退出畅读后阅读!】
、广东、山东等省份先后成立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区域分中心”,并与高校共建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上海、北京等地设立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为高校转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地方配套机构的成立,为高校转化中心提供了 “外部合作伙伴”—— 高校转化中心不再是 “孤军奋战”,而是可以依托地方转化中心对接企业资源,依托引导基金解决技术熟化资金难题,政策的 “合力效应” 开始显现。(二)市场拉力:横向经费增长与政产学研需求的双重驱动
2015年前后,高校横向科研经费的 “爆发式增长”,成为推动转化中心成立的最直接市场拉力。数据显示,2010-2014 年,全国高校横向经费从 456 亿元增长到 987 亿元,年均增长 21.3%,远超总项目经费 12.5% 的增速。横向经费的增长,意味着企业对高校技术的需求已从 “零星合作” 转向 “规模化合作”,传统的 “教授个人对接” 模式已无法满足。
我校 2013 年的横向合作数据极具代表性:全年签订校企合**议 327 项,涉及机械、电子、材料等 10 个学科,合作企业涵盖国企、民企、外资企业等多种类型。其中,有 23 项协议因 “技术指标与生产需求不匹配” 中途终止,18 项因 “后续技术支持不到位” 引发纠纷。科发院原项目管理处工作人员坦言:“我们当时每人要负责 90 多个项目,既要管经费拨付,又要管合同审核,根本没时间跟踪项目进展,企业有问题找不到人,教授有困难没人协调,合作自然容易出问题。”
除了校企合作,“政产学研金服用” 的一体化需求也在 2015年快速升温。地方政府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迫切需要高校在当地建立研究院、转化分中心,带动产业升级;金融机构希望通过投资高校转化项目获得收益;科技服务机构需要高校技术资源拓展业务。这种多主体、多需求的局面,要求高校有专门机构统筹协调,比如,地方政府要求与高校共建研究院,需要对接土地、政策、资金等资源,这不是科发院的管理职能所能覆盖的,必须由转化中心这样的专门机构负责。
(三)高校内生动力:破解 “科研与转化两张皮” 的自我革命
2015年前后,高校自身已深刻认识到 “科研与转化两张皮” 的危害:一方面,大量科研项目 “为科研而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成果无法转化;另一方面,企业急需的技术,高校因缺乏针对性研发而无法提供,形成 “科研无用、需求无应” 的尴尬局面。
这种局面直接影响了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我校在 “211” 高校 2014 年的学科评估中,“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因 “成果转化贡献不足”,排名较上一轮下降 2位,这些现实压力,让高校管理层意识到:不解决成果转化问题,就无法实现 “内涵式发展”。
更重要的是,科研人员的需求也在变化。2014年,“80 后” 教授已成为高校科研的中坚力量,他们不再满足于 “发表论文、获得职称”,而是更希望 “自己的技术能真正用在生产中”。某高校年轻教授的话颇具代表性:“我研发的‘环保型涂料技术’,如果能在企业落地,每年能减少 10 万吨 VOC 排放,这种成就感比发表 10 篇 SCI 论文还强。” 但在科发院时代,科研人员要自己找企业、谈合作、办手续,耗时耗力,很多人最终选择 “放弃转化”。成立转化中心,相当于为科研人员配备了 “专业经纪人”,让他们能专注于技术研发,这是高校满足科研人员需求的必然选择。
四、人员分流与扩充的深层考量:从 “管理型团队” 到 “转化型团队” 的能力重构
机构改革的核心是 “人”,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的成立,不仅是机构的拆分,更是人员队伍的 “重构”。2014 年前后,高校在人员分流与扩充过程中,始终围绕 “打造专业化转化团队” 的目标,既考虑 “历史传承”,又兼顾 “能力补位”,最终形成了 “核心团队留任、专业人才补充、跨界人才引进” 的人员配置逻辑。
(一)原成果与推广处人员的分流:保留 “技术基因”,释放转化活力
原科发院下属的成果与推广处,是转化中心的 “核心班底”。2014 年前后,这类科室通常有 3-5 人,大多具有 “科研背景 + 管理经验” 的双重特质,他们既懂高校科研流程,又了解基本的成果推广方法,是转化中心不可或缺的 “种子力量”。
分流过程中,高校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 “意愿优先”,优先选择对成果转化有热情、有经验的人员。某高校在分流时,通过 “个人申报 + 科室推荐 + 院级考核” 的方式,从原成果与推广处 8人中选出 7人进入转化中心,其中 1 人因 “更擅长行政管理” 留在科发院,这种 “人岗匹配” 的选择,避免了 “强行分流” 导致的积极性不足问题。二是 “职能衔接”,原成果与推广处的核心工作(如成果登记、专利申请、合作初步对接)全部移交转化中心,确保工作不脱节。我校原成果与推广处主任担任转化中心副主任,负责统筹原有业务,实现了 “平稳过渡”。三是 “能力提升”,对分流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比如派往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学习 “技术转移流程”,到地方技术交易所学习 “专利运营技巧”,帮助他们从 “兼职转化” 转向 “专职转化”。
原分流人员的价值,在转化中心成立初期尤为明显。某高校转化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原成果与推广处的工作人员就梳理出全校 “有转化潜力的专利” 120 项,其中 30 项是之前因 “没人跟进” 被遗忘的成果。他们还利用熟悉院系的优势,快速对接了 15 位有转化意愿的教授,为转化中心打开了工作局面。正如某转化中心主任所说:“这些人是‘桥梁’,一边连着高校科研,一边连着市场需求,没有他们,转化中心就成了‘空中楼阁’。”
(二)内部人员扩充:从 “管理岗” 到 “转化岗” 的跨部门选拔
仅靠原成果与推广处的人员,无法满足转化中心 6 个科室的需求。2015 年前后,高校普遍从校内其他部门选拔人员,扩充转化团队,选拔的核心标准是 “能力互补”,弥补原团队在 “市场对接、知识产权、项目管理” 等方面的短板。我作为科发院老科长,也在科技转化中心成立1年后,申请从科发院调到了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办公室,实现了从以前的纵向管理再到横向开发的转身。
选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从教务处、研究生院选拔 “懂学科、懂人才” 的人员,充实到 “校企合作科”“****科”。这些人员熟悉高校学科布局与人才优势,能快速匹配企业的技术需求。二是从财务处、审计处选拔 “懂经费、懂政策” 的人员,充实到 “综合办”“项目办”。转化中心涉及大量横向经费管理、转化收益分配工作,需要熟悉财务政策的人员把控风险。三是从图书馆、档案馆选拔 “懂信息、懂检索” 的人员,充实到 “知识产权科”。这些人员擅长文献检索与信息分析,能帮助科研人员评估专利价值、规避侵权风险。
内部选拔的优势在于 “熟悉高校环境”,人员能快速上手工作。但也存在不足:大多缺乏市场经验,对企业运作模式不了解。因此,高校通常会安排内部选拔人员到企业 “挂职锻炼”我校 2015年就选拔 5 名转化中心人员到当地龙头企业技术部去挂职半年,回来后他们制定的 “校企合作流程”,更贴合企业需求,合**议履约率从 60% 提升到 85%。
(三)外部人员引进:从 “高校圈” 到 “市场圈” 的人才突破
要打造真正的 “专业化转化团队”,仅靠内部人员远远不够。2014 年前后,高校开始打破 “只招教学科研人员” 的传统,从企业、政府、中介机构引进具有 “市场背景” 的外部人才,这是转化中心人员配置的 “革命性突破”。
外部引进主要聚焦四个领域:一是 “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充实到 “校企合作科”“成果转化科”。这类人才熟悉企业技术需求与生产流程,能精准对接高校技术。二是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充实到 “知识产权科”。这类人才通常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或法律背景,能提供 “专利申请 — 维护 — 运营” 的全链条服务。三是 “政府政策研究人才”,充实到 “****科”。这类人才熟悉地方产业政策与发展规划,能帮助高校对接地方政府资源。四是 “金融投资人才”,充实到 “项目办”。这类人才熟悉科技金融产品,能为转化项目对接投资资源。
外部引进人员虽然 “熟悉市场”,但也面临 “融入高校” 的挑战。为此,高校通常会安排 “双导师制”,由校内熟悉科研的人员与外部引进人员结对,帮助外部人员了解高校科研流程与文化。
(四)团队协同设计:构建 “技术 + 市场 + 法律 + 金融” 的复合型团队
人员分流与扩充后,高校更注重团队的 “协同效应”—— 避免各科室 “各自为战”,形成 “1+1>2” 的合力。2015年前后,转化中心通常会建立 “项目小组制”:针对每个重大转化项目,成立由 “技术对接人员(原分流或内部选拔)+ 市场对接人员(外部引进企业人才)+ 知识产权人员(外部引进法律人才)+ 资金对接人员(外部引进金融人才)” 组成的项目小组,全程跟踪项目进展。
我校 “新型耐高温陶瓷涂层” 技术的转化,就是团队协同的典型案例:项目小组中,原成果与推广处的人员对接李教授,确保技术参数准确;从企业引进的人员对接合作企业,确定生产工艺要求;知识产权人员负责专利侵权风险排查;金融人员对接地方引导基金,解决中试资金。最终,该技术仅用 4 个月就完成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年销售额达 8000 万元。李教授感慨:“以前我一个人跑企业、跑专利局,累得够呛还没效果,现在有了项目小组,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转化效率完全不一样了。”
此外,我校还会建立 “跨科室沟通机制”:每周召开科室协调会,每月召开项目推进会,每季度与科发院、院系召开对接会,确保信息畅通。这种协同设计,让转化中心从 “分散的科室” 变成了 “有机的整体”,真正具备了 “全链条转化能力”。
五、历史意义:高校科技管理从 “重研发” 到 “研转并重” 的里程碑
2015年前后高校新建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不仅是一次机构调整,更是我国高校科技管理理念的 “历史性转折”,它标志着高校科技工作从 “重研发数量、轻转化质量” 转向 “研发与转化并重”,从 “封闭的学术圈” 转向 “开放的创新生态”,其历史意义深远而持久。
对国家而言,转化中心的成立推动了 “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2014 年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逐年提升,2015 年达到 35%,2016 年突破 40%,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转化中心成为 “政产学研金服用” 协同创新的 “枢纽”,它对接政府政策、高校科研、企业需求、金融资本,让创新要素实现了 “有序流动、高效配置”,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奠定了基层基础。
对高校而言,转化中心的成立破解了 “科研与经济脱节” 的长期难题。它让高校科研不再是 “纸上谈兵”,而是能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让科研人员不再是 “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能参与产业创新的 “实践者”;让高校不再是 “封闭的学术机构”,而是能服务地方经济的 “创新引擎”。我校校长在 2016年新年致辞中说:“转化中心的成立,让我们的科研工作有了‘落地的根’,这是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