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军令状与三百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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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倒把！”这四个字，像一盆冰水，从李大山的嘴里泼出，浇在了刚刚燃起的希望火苗上。
房间里的温度，仿佛瞬间降到了冰点。
“投机倒把”——这是烙印在李大山这代人骨子里的原罪。它意味着不劳而获，意味着走歪门邪道，是和他们信奉了一辈子的“勤劳本分”、“踏实肯干”背道而驰的魔鬼。
在李大山的世界里，只有在工厂里流汗，在田地里耕种，才叫“正经营生”。像儿子说的那样，靠着“信息差”，把东边的东西搬到西边卖，就能一天挣到他一个星期的工资，这在他看来，不是“本事”，而是“取巧”，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可耻的。
张桂英刚刚被儿子描绘的蓝图点燃的一丝光亮，也被这四个字瞬间扑灭。她紧张地抓住儿子的胳膊，急切地小声说：“谨诚，你爸说得对，这事……这事名声不好听，咱们不能干啊！”
看着父母脸上如出一辙的恐惧和抗拒，李谨诚心中一声长叹。
他知道，他面对的不是父亲一个人的固执，而是整整一代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集体观念。这道坎，如果迈不过去，他所有的计划都将是空中楼阁。
但他没有慌。
因为他手里，还握着最后，也是最锋利的两张牌。
一张，叫“大义”。
另一张，叫“亲情”。
“爸，你先别急着给我扣帽子。”李谨诚的语气依旧平静，他指了指那张被他放在桌上的《江城日报》，“你再看看这上面的标题，《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报纸上天天说，国家鼓励个体经济，搞活商品流通。我把菜农的菜，拉到需要的人手里，让菜农的菜不烂在地里，让城里人能买到更便宜的菜，我方便了大家，自己挣点辛苦钱，这怎么能叫投机倒把呢？这叫响应国家号召！”
他巧妙地将自己的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个“大义”绑定在了一起。
“我不是那些倒卖批文、倒卖钢材的‘倒爷’。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我自己蹬着三轮车，一斤一斤地把菜从城东拉到城西，靠汗水换来的！爸，你摸摸我的腿，”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这里面都是力气！我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去进货，风里来雨里去，这难道不是‘勤劳本分’吗？这难道不是‘踏实肯干’吗？”
李大山被问得哑口无言。
他发现，儿子的话，他竟然无法反驳。同样一件事，从儿子嘴里说出来，就变得那么光明正大，那么理直气壮。
“可是……可是……”他“可是”了半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憋出一句，“那也太辛苦了！你一个读书人，去干那个……丢人！”
“丢人？”
李谨诚笑了，笑声里带着一丝苍凉和自嘲。
“爸，什么叫丢人？考不上大学，让你们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这才叫丢人！十八岁了，还要花着你们的养老钱，心安理得地南下当个学徒工，这才叫丢人！”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目光如炬，直刺父亲的内心。
“我，李谨诚，是你们的儿子！我不想再让你们这么辛苦了！”
他猛地跨出一步，抓起了父亲那只放在桌上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因为常年和机床、零件打交道，手掌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永远也洗不干净的黑色机油。皮肤粗糙得像砂纸，几道深深的伤疤，是年轻时操作失误留下的“勋章”。
李谨诚用自己的手，轻轻摩挲着父亲手背上的老茧和伤疤，他的声音，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沙哑。
“爸，你这双手，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我心里都记着。你每天在车间里，闻着刺鼻的机油味，听着震耳欲聋的噪音，一个月才挣一百多块。你的腰有老伤，每次变天，你晚上都疼得睡不着，却从来不跟我们说，对不对？”
李大山的身躯，猛地一震。他像是被电流击中了一般，想要把手抽回来，却被儿子死死地抓住。他别过头去，不敢看儿子的眼睛，眼眶却不受控制地红了。
李谨诚没有停下，他转头看向早已泪眼婆娑的母亲。
“妈，你为了省几块钱的药费，你的咳嗽拖了多久了？每次都买最便宜的甘草片，咳得厉害了，就整晚整晚地睡不着。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都听见了！你白天还要接那些缝缝补补的活，趴在缝纫机上一天，眼睛都花了，才挣几毛钱。你的背，是不是也早就直不起来了？”
“谨诚……我的儿……”张桂英再也忍不住，捂着嘴，无声地痛哭起来。儿子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她心窝最柔软的地方。
李谨诚松开父亲的手，走上前，轻轻地，轻轻地跪在了父母的面前。
“扑通”一声，膝盖与水泥地碰撞发出的闷响，让李大山和张桂英的心都狠狠地揪了一下。
“爸，妈，我十八岁了，是个男人了。这个家，不能再靠你们用命来撑着了。也该轮到我，来为你们遮风挡雨了！”
“我想让你们歇一歇，想让爸你以后不用再看车间主任的脸色，想让妈你能用上最好的药，把咳嗽彻底治好！我想让你们以后走出去，能挺直腰杆，告诉所有人，你们的儿子，有出息！”
这番话，如同最猛烈的情感洪流，瞬间冲垮了李大山心中最后那道由“传统”、“面子”、“固执”筑成的堤坝。
他看着跪在地上，肩膀微微颤抖，却把头昂得高高的儿子，眼前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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