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距离高考280天晚上两家人的父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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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城南老厂区。
空气里常年弥漫着机油、铁锈和廉价饭菜混杂的味道。狭窄的街道两旁，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红砖筒子楼，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各家窗户透出的灯光昏黄不一，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这里曾经是国营机械厂的家属区，沈悠和林薇的父亲年轻时都在厂里上班。沈建国是机修车间的技术骨干，林大勇是运输队的司机。两人同期进厂，住同一栋筒子楼，一起在厂篮球赛上打过球，也一起在下岗潮时领了那笔微薄的买断工龄钱。
后来，沈建国在厂区门口支了个修车摊，从自行车、三轮车，渐渐修到越来越多的电瓶车、电动摩托车。手艺好，收费实在，成了这一片骑手和街坊最信赖的“沈师傅”。林大勇胆子大些，用积蓄和借来的钱，盘下了街角一个快要倒闭的小汽修铺，凭着在运输队摸爬滚打的经验和肯钻的劲头，硬是把“大勇汽修”的招牌立住了，虽然铺子不大，主要接些改装、保养、补胎、小修小补的活儿，但能维持一家温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两家住得近，只隔两栋楼。沈悠和林薇从小就像连体婴，在机油味和扳手碰撞声里长大。她们的第一辆儿童三轮车是沈建国用废零件拼的，第一次碰“真正的”机车发动机是在林大勇的汽修铺里，踮着脚看的。
晚上八点，沈家。
不到六十平的两居室，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客厅兼做餐厅，一张掉了漆的方桌，几把凳子，一个老旧的冰箱发出低沉的嗡鸣。墙皮有些地方受潮起泡，贴着沈悠小学时的奖状，已经泛黄卷边。
沈建国坐在桌边的小凳上，就着昏黄的灯泡灯光，正在修理一个电瓶车的充电器。他戴着老花镜，花白的头发剃得很短，脸上是常年户外劳作留下的深重皱纹和晒斑。手指粗大，关节有些变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灰色。桌上摊着螺丝刀、电烙铁、万用表，还有一堆拆开的零件。
他修得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无意识地抿紧。这是他的常态。白天的活计忙不完，晚上常接些街坊送来的小电器修理，换几个零花钱。家里的开销，女儿的学费，还有那笔……赞助费，都指望着他这双手。
厨房里传来哗哗的水声和碗碟碰撞的轻响，是沈悠的妈妈在洗碗。她是个沉默瘦小的女人，在附近的社区做保洁，下班晚，但总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沈悠的房间门关着，透出一条门缝的光。里面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极其轻微的沙沙声。
沈建国修好充电器，用万用表最后测了一遍，确认没问题，才松了口气，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他看向女儿紧闭的房门，眼神复杂。
女儿最近的变化，他看在眼里。不再半夜溜出去，不再一身机油味回家，不再和林薇那丫头风风火火。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里，对着书本，一坐就是半夜。脸色苍白得厉害，人也瘦了一圈，听说前几天还病了。
他问过，沈悠只说“想学习了”。他没多问，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是好事，女儿知道用功了。可他也知道，女儿那成绩……从初中起就没好过。高三了，现在才开始拼命，来得及吗？
他又想起高二开学前，那笔三万块的赞助费。
女儿中考分数不够线，想进现在这所“重点”，就得交钱。三万块，对他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他和妻子把存了多年、准备换掉这老破小的积蓄全拿了出来，还差一大截。最后，是林大勇，拍着他的肩膀说：“老沈，别愁，我这儿还有点。孩子读书是大事，不能耽误。我先垫上，你有了再还，不急。”
林大勇垫了两万。剩下的零头，他们夫妻东拼西凑，才勉强凑齐。
这笔债，像山一样压在沈建国心上。他修车更拼命了，接活更不挑了，一分一厘地攒着，想着早点还上。可女儿突然说要“好好学习”，万一……万一拼了命，最后还是考不上，那这三万块，这沉甸甸的人情和期待，不就都打水漂了？
他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另一个坏掉的小台灯，继续埋头修理。
粗糙的手指，动作却异常稳定、精准。这是他唯一擅长、并能赖以生存的方式。
同一时间，林家。
林家就在临街那栋稍新点的楼里，也是两居室，但面积稍大，装修也略好一些。客厅铺了廉价的瓷砖，墙上挂着几幅俗气的风景画，电视柜上摆着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
林大勇刚洗完澡，穿着汗衫短裤，坐在旧沙发上，一边泡脚，一边看着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他是个膀大腰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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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汉子，皮肤黝黑，嗓门洪亮，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汽油味。比起沈建国的沉郁寡言，他显得爽朗外放得多。
“薇薇！”他朝里屋喊了一声，“你王叔的儿子王浩下午送来的那箱机油，放哪儿了？我明天要用。”
林薇的房间门“哐”一声被拉开。她穿着宽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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