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对克劳斯的审讯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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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所有资金、武器、逃逸路线和境外接应，都是他通过旧关系网提前安排的。



    没有他，我一个人什么都做不成。”



    “1927年以来，”海涅曼问，“你们与慕尼黑、维也纳、布达佩斯方面的联系，具体通过哪些中间人？”



    克劳斯报出一串名字。



    有些海涅曼已经掌握，有些是档案里没有的新线索。他一一记下。



    “瑞士银行的账户信息。”



    “苏黎世州银行，账号63719，户名是父亲母亲姓氏的组合拼写变体。



    授权签字人是我父亲和我。”



    “那不勒斯人和他的意大利同伙现在藏在哪里？”



    “不知道。二十七日当晚枪响后，我开车带他们出城，原计划把他们送到萨尔茨堡附近一个安全屋，再由其他渠道转往瑞士。



    但第二天清晨所有出城道路都被封锁了，我们只好折返回。



    那不勒斯人说他有办法自己走，不需要我管。



    从那之后我没再见过他。”



    海涅曼记录完毕。他合上笔记本，看了看墙上的钟。



    十一点零四分。



    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时限还剩不到十三小时。



    但案件主脉络已经清晰，剩余工作只是追捕那不勒斯人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以及对已落网嫌疑人的进一步审讯核实。



    他站起身，走向门口，然后停住。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克劳斯低着头，没有应声。



    “你刚才说，1923年你第一次替父亲办事。到今年七月，六年了。”



    海涅曼背对着克劳斯，



    “六年里，你难道一次也没有想过，可以不做你父亲的这双黑手套S吗？”



    克劳斯沉默了很久。



    “想过。1927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在纺织厂做工，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只是个普通职员。



    我们约会过六次。第六次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走到她楼下，她突然问我：



    克劳斯，你每天晚上都在忙些什么？”



    “我想告诉她实话。想告诉她我在做什么，我父亲是什么人，那辆戴姆勒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问她，如果我一无所有、满手脏污，她还愿不愿意见我。”



    “你说了吗？”



    “没有。那天之后我再没去找过她。”



    “为什么？”



    克劳斯抬起头望着天花板。



    他的嘴角扯动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说，“我已经不会过那种干净的日子了。”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走廊的灯光涌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



    海涅曼走出门外，对候在走廊里的记录员说：



    “供述完整，整理成文字，让他签字画押。完成后立即报柏林。”



    “是。”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



    “那个纺织厂女工，”他背对着门，声音很低，



    “1927年秋天，南城第三纺织厂。去查一查她的名字。”



    海涅曼顿了几秒，挥了挥手。



    记录员没有追问。他转身推门进入审讯室，手里捧着一叠空白的笔录纸。



    海涅曼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窗前点燃另一支烟，望着窗外林茨渐次苏醒的街巷。



    面包铺的学徒正卸下门板，电车叮当作响地驶过湿漉漉的铁轨，一个穿工装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从窗前一闪而过，车筐里装着从合作社买的新鲜马铃薯。



    这就是人民想要的日子。他想。



    干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从没活在这种日子里。他既不属于旧时代的余晖，也从未真正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他是被悬置在历史夹缝里的人，从那条缝里望出去，世界永远扭曲、冰冷、不可信任。



    海涅曼没有怜悯他，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他怜悯，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物理和精神上同时消灭掉。



    香烟燃尽。他把烟蒂按灭在窗台自带的铸铁烟灰缸里，转身走向指挥部。



    还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需要追捕。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还剩十二小时四十六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