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6章 弗里尔的假期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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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别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争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谁说不搞建设了?建设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让工人每月拿这么点工资,孩子都养不活,谁还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后举手表决。



    决定利润五五分??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留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隔了没几天,工人委员会通过了第一项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厂里组织工人去海边疗养。



    今年是弗里尔第五次参加这个活动了。



    头几年他是单身汉,跟工友们挤在宿舍里,白天在沙滩上踢球,晚上围着篝火唱歌。



    后来娶了赫尔塔,生了孩子,工厂给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现在的疗养是拖家带口的,住的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家庭房,食堂里照着营养师的建议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亲。



    他父亲在战前也是钳工。



    在弗里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天父亲下班回来,手指头包着脏兮兮的绷带??那是一台老式冲床压的,三根手指当场就没保住。



    厂里的资本家给了五十马克的慰问金,然后让他回家养伤去了。



    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回去报到,工头说“你年纪大了,手又不灵便,厂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尔到现在也忘不了这句话。



    他父亲那年才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被赶出厂,没有养老金,没有工伤赔偿,什么都没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冲床还在车间里轰隆轰隆地转,一直转到弗里尔进厂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尔,想什么呢?”



    库尔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什么。”弗里尔睁开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亲了。”



    库尔特也识趣的没有再问。



    车窗外田野越来越开阔,偶尔可以看见成群的拖拉机停在田边??红色的团结牌,车头挂着工农的标志。



    库尔特放慢车速,看了一眼那几台拖拉机。



    “听说明年要出新的型号,能翻地、播种、施肥一次完成。”



    “是吗?”弗里尔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钱?”



    “厂里不是说过了吗?合作社买的话有补贴,好像是补百分之四十,农场集体购买另有优惠。”



    库尔特踩下油门,驶过一个路口,



    “我家隔壁那个农民同志,去年买了台旧型的,高兴的不得了。



    他以前种地靠牛,一头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么两亩。



    现在拖拉机开上去,烟一冒,地就翻完了。”



    车子拐进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橡树,枝叶在头顶交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



    道路的尽头,蓝色的海平线徐徐铺展开来。



    疗养院是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



    弗里尔推门进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头,露出大衣下鲜红的领章。



    “同志,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尔?贝克尔。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



    女同志翻着登记簿,手指滑过一行行名字。



    “找到了。您和您的家人住三楼307房间,这是钥匙。



    晚餐是六点到七点半,在一楼食堂。



    明天早上九点在大厅集合,有集体活动安排。”



    “什么活动?”



    “红色教育参观,去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



    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去海滩。



    后天上午是体育比赛??”护士念着日程表,



    “拔河、沙滩排球、游泳。您要是感兴趣可以报名。”



    “拔河就算了,我这腰不太好。沙滩排球?还行。”



    女同志笑了笑,把钥匙递给他。



    弗里尔走上三楼,推开307的门。



    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打在白色的床单上,远处大海的浪声,正一阵一阵地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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