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风暴眼1966-19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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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浪潮中,几乎毫无悬念地成了“众矢之的”。西贝和弟妹们惊恐地发现,家,不再是避风港。父母经常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一群戴着红袖章、表情严肃的年轻人(有些甚至面孔稚嫩,曾是他们的学生或下属)从家里、从单位带走。门被粗鲁地推开,呵斥声,翻找声,父母沉默或被推搡着离去的背影……这些场景成了家常便饭。每一次父母被带走,剩下的四个孩子就会像受惊的小兽,本能地蜷缩在一起,互相紧紧挨着,仿佛能从彼此单薄的身体里汲取一点点对抗无边恐惧的温暖。小弟会死死抓住西贝的衣角,小妹把脸埋在她怀里,二妹则脸色惨白,咬着嘴唇,身体微微发抖。西贝是最大的那个,她不能抖,不能哭。她得挺直脊梁,用自己那副瘦硬的肩膀,挡住弟妹们面前一部分狰狞的风雨。她会用力回握弟弟的手,低声说:“别怕,爸妈会回来的。”声音干涩,但异常坚定。尽管她自己心里也慌得如同擂鼓,脑子里闪过无数可怕的念头。比这更可怕的是“抄家”。门被粗暴地撞开或敲开一群人涌进来,不由分说,开始翻箱倒柜。书架被推倒,书本、信件、相册被胡乱扔在地上,用脚踢开,寻找着莫须有的“密电码”或“反动言论”。抽屉被撬开,里面稍微值钱或像“文物”的东西(一支旧钢笔、一个象牙图章、几枚银元)被抄走登记。墙壁被敲打,地板被怀疑有夹层。寻找莫须有的“秘密电台”或“变天账”。那些戴着红袖章的人,有时会拿着盖了红印的纸,理直气壮地闯进来,声称要“清查□□罪证”。家里瞬间一片狼藉,像是被飓风扫过一般。每一次抄家,家里就像被飓风席卷过,空气中弥漫着灰尘、纸张和一种暴力的气味。西贝和弟弟妹妹们被勒令站在墙角,不准动,不准说话,眼睁睁看着这个被称为“家”的私密空间被一次次粗暴地入侵、践踏。弟弟妹妹们吓得瑟瑟发抖,小声啜泣。而西贝则紧紧咬着牙,身体绷得像一块石头,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把恐惧和愤怒死死压在心底。她必须挺住,因为她是姐姐。
西贝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突然想起一样东西??姥姥最后来上海时,除了那几张毛票,还曾悄悄塞给她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着的、沉甸甸的东西。那是一把小小的、黄澄澄的金鞋拔子,姥姥说是她当年的嫁妆之一,留着“万一有个难处”。西贝一直把它藏在枕头芯的最深处,从未示人。此刻,看着那些人疯狂翻找的身影,无边的恐惧攫住了她。这东西要是被翻出来,“私藏金银”、“企图变天”的帽子立刻就会扣上来,后果不堪设想!趁那些人不注意,她假装帮忙收拾被翻乱的衣服,飞快地摸出那个小红布包,紧紧攥在手心,冷汗瞬间湿透。她溜到厨房,借口倒水,迅速将小红布包塞进灶膛的灰堆深处,用火钳拨了拨,掩盖好。心跳如雷。后来,趁夜深人静,全家惊魂未定无人注意时,她偷偷摸出家属院,跑到远处一片荒废的苗圃,找了一棵看起来最不起眼的歪脖子小树,在树下挖了个深坑,将那个小红布包埋了进去,用力踩实。月光下,她看着那平平无奇的地面,心里没有轻松,只有一片冰凉的、更深的空洞。她亲手埋掉了姥姥留下的、最后一点有形的念想,也埋掉了自己心里一部分对温暖的残存依恋。为了生存,有些东西必须舍弃,连告别的仪式都不能有。
西林和孙兰并没有像许多“□□”那样被戴上高帽、挂着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他们被单位里一部分尚存理智、或与他们有旧谊的“保皇派”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保”了下来。但这种“保护”是有限的、脆弱的,更像是一种延缓的折磨。
他们被勒令“靠边站”,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批判和“帮助”。每天要去单位报到,参加各种名目的“学习会”、“批判会”。会场前方拉起刺目的横幅,空气中弥漫着亢奋与恐惧混合的诡异气息。西林、孙兰和其他一批“有问题”的干部,被要求站到台前,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表情各异的人群。那些曾经的下属、同事,甚至学生,此刻必须用最激烈的语言、最夸张的姿态,来“揭露”他们的“罪行”。
“西林!你必须老实交代,你是如何利用校长职权,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
“孙兰!你口口声声妇女解放,实际上是不是在妇联搞独立王国,排斥工农兵代表?!”
“说!你和某某黑线人物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秘密串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咄咄逼人的质问,尖酸刻薄的讽刺,还有大量完全凭空捏造、荒诞不经的“事实”,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砸来。有时是车轮战般的“帮助”,一拨人累了换另一拨,不准坐,不准喝水,必须“端正态度”,低头“认罪”。西贝后来从父母偶尔极其简略、隐晦的只言片语,以及从外面听到的传闻中,拼凑出一些片段:父亲西林性格刚硬,有时会忍不住辩解或沉默对抗,结果是被带到单独的“训话室”,里面会发生什么,他不说,但回家后脸色铁青,嘴角偶尔有破损,动作僵硬,夜里能听到他压抑的、因疼痛而发出的抽气声。母亲孙兰则凭借多年妇女工作的经验和人缘,境遇稍好一些。她帮助过的许多基层女工、街道干部,在私下里对她仍有同情,甚至在公开场合批判时,语气和用词会相对“温和”一些,更多是“走过场”。但精神上的羞辱、人格的践踏,以及对未来深深的恐惧,对两人来说同样残酷。他们常常深夜才拖着仿佛被抽空的身体回家,脸上是卸下所有伪装后的极度疲惫和死灰般的沉默。家里几乎听不到他们交谈,只有无尽的、令人窒息的寂静,和父亲偶尔拿出兑水酒精猛灌几口的吞咽声。
学校早已停课,学生们都被组织起来,戴上了红袖章。西贝和弟妹们也被迫卷入这狂热的洪流。他们跟着队伍,去“抄家”,去“破四旧”,去参加各种声讨大会。但西贝有她自己顽固的原则。当队伍冲进某个熟悉的叔叔家,开始□□时,她总是默默退到人群最后,或者主动要求“看管自行车”、“守在门口”。她无法对那些曾经和蔼地跟她打招呼、给她塞过一颗糖的邻居长辈动手,无法面对那些被撕毁的书籍、被砸碎的相框时心里翻涌的难过与荒谬感。她像个局外人,冷眼旁观着这场集体的疯狂,用沉默和消极执行,进行着微弱的、无用的抵抗。为此,她没少被小头目批评“斗争性不强”、“有温情主义”,有时分配“战利品”(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旧书或瓷器碎片)时,也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她不在乎。她宁愿吃亏,也要守住心里那条模糊却不容逾越的底线。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消息突然传来??父亲西林在一次激烈的批斗会后,被一伙极端分子套上麻袋,绑上砖头,要拉到江边“沉江”!
西贝听到这消息的瞬间,脑子“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冲到了头顶,又瞬间褪得一干二净,手脚冰凉。她什么也顾不上了,像疯了一样冲出家门,朝着黄浦江的方向拼命奔跑。风在耳边呼啸,心脏在胸腔里要炸开,喉咙里泛起血腥味。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再快!找到爸爸!
等她气喘吁吁、满脸泪汗地跑到据说的事发江边,那里却空无一人。只有浑浊的江水拍打着堤岸,发出单调而冷漠的声响。夕阳把江面染成一片凄厉的血红。西贝茫然地站在江堤上,四处张望,视野里只有空旷的码头、废弃的驳船和沉默流淌的江水。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像冰冷的潮水,瞬间将她淹没。爸爸……没了?
就在她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时,一个戴着眼镜、她依稀记得是父亲单位里另一个“靠边站”的、平时很和气的叔叔,匆匆从隐蔽处走过来,压低声音快速对她说:“西贝,别慌!你爸没事!那伙人刚把他带到这儿,就被另一派(组织)的人截住了,说是要带回去继续批斗,其实是救下来了!现在人在我们那边,安全。你快回家,别声张,照顾好弟弟妹妹!”
西贝愣愣地看着他,巨大的情绪落差让她一时无法反应,只是眼泪不受控制地哗哗往下流,混着汗水和灰尘。她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只能用力点点头,然后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回到家,看到弟妹们惊恐的眼神,她才“哇”地一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