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 南渡津门，宣统三年的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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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北洋兵闯进码头，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寒光。为首的是个少尉，手里拿着花名册，挨个检查旅客的身份证明。沈砚之心里一紧，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别着上了膛的手枪。
“这位是日本三井商社的沈先生。”林文渊迎上去，一口流利的天津话，还带着点日本腔，“回天津探亲的。这是证件。”
少尉接过证件，翻来覆去地看。沈砚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些证件是伪造的，虽然做得精细，可万一……
“过去吧。”少尉把证件扔回来，挥挥手，又去查下一个了。
沈砚之松了口气，跟着人流走出码头。六年了，天津变了，又没变。街道宽了些，洋楼多了些，可那股味道没变??煤烟味、人汗味、还有若有若无的大烟味。黄包车夫在拉客，小贩在叫卖，报童挥舞着报纸：“看报看报！直皖又要开打！段总理调兵遣将！”
一切如常，就像六年前他离开时一样。这个国家换了招牌，可骨子里还是老样子。洋人照样在租界里作威作福，官僚照样贪污腐败，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
革命了六年，革了个寂寞。
沈砚之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想起在日本时，孙中山先生说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可他们推翻了皇帝，又来了总统；推翻了总统，又来了军阀。这个国家，到底要流多少血，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先生，车叫好了。”程振邦低声说。
沈砚之收回思绪，坐上黄包车。车子在天津的街道上穿行，经过海河，经过老龙头火车站，经过六国饭店。这些地方他都熟悉，六年前，他在这里战斗过，逃亡过，也差一点死在这里。
车子最终停在法租界一栋西式洋楼前。这里是陈其美的商行??“华茂贸易公司”。门面不大，但很整洁，玻璃橱窗里摆着些洋货，留声机、钟表、钢笔，都是时兴的东西。
沈砚之下车，整了整衣襟。程振邦上前敲门，三长两短。
门开了，是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戴眼镜，文质彬彬。他看看沈砚之，又看看程振邦，问：“先生找谁？”
“找陈掌柜，谈一笔茶叶生意。”沈砚之按约定的暗号回答。
“陈掌柜不在，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是武夷山的大红袍，去年的秋茶。”
暗号对上了。中年人立刻侧身：“请进，陈掌柜在后院等您。”
沈砚之走进商行。店面不大，后面却别有洞天。穿过一条窄廊，是个四四方方的院子，种着石榴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一个四十来岁、穿着丝绸马褂的男人坐在石凳上，正在泡茶。看见沈砚之，他站起来，快步迎上来。
“沈司令，一路辛苦。”陈其美握住沈砚之的手，很用力，“六年了，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
“陈先生，久仰。”沈砚之打量着眼前的人。陈其美比他想象中要瘦，但很精神，眼睛很亮，一看就是那种心里有团火的人。
“坐，喝茶。”陈其美招呼他们坐下，亲自斟茶，“这是真正的武夷山大红袍，我存了两年，就等你们回来喝。”
茶很香，沈砚之喝了一口，暖意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六年了，他第一次喝到中国的茶。
“情况怎么样？”沈砚之放下茶杯，直入主题。
陈其美的脸色严肃起来：“不太好，但有机会。”他压低声音，“直系和皖系，这几天就要摊牌。段祺瑞在廊坊集结了五个师，冯国璋在保定摆了三个师，双方剑拔弩张。张作霖的奉军也在山海关外蠢蠢欲动，想坐收渔利。”
“我们的装备呢？”
“都准备好了。”陈其美说，“三百条步枪，二十挺机枪，还有弹药，都藏在西沽的仓库里。问题是，怎么运出来。最近查得严，特别是军火，一旦被发现，就是杀头的罪。”
沈砚之沉吟片刻：“我们的人，今晚能到齐多少？”
“二百人左右。”程振邦说，“剩下的明天分批进城。”
“够了。”沈砚之看向陈其美，“陈先生，西沽仓库，谁在把守？”
“直系的一个连，连长姓王，爱财。”陈其美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喝过两次酒，这个人，只要钱给够，什么都敢干。”
沈砚之明白了。乱世之中，枪杆子就是硬道理，而钱，能买来枪杆子，也能买来看枪杆子的人。
“要多少钱？”
“这个数。”陈其美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大洋？”
“三万。”
沈砚之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在日本六年，靠华侨接济，靠打零工，攒下的全部家当，也不过两万大洋。三万，是要掏空家底了。
“司令，这钱不能省。”程振邦低声说，“有了枪，咱们就能拉队伍。有了队伍，还怕没钱？”
沈砚之知道他说得对。革命不是做慈善，该花的钱，一分不能少。他咬咬牙：“好，三万就三万。陈先生，安排一下，我要见那个王连长。”
“今晚就行。”陈其美说，“他在百花楼有个相好，每晚必去。我在那儿订了雅间，就说我是南方来的茶叶商，想跟他做笔生意。”
沈砚之点点头。他看看院子里的石榴树，深秋了，叶子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风里摇晃。可他知道，等到明年春天，这棵树还会发芽，还会开花，还会结果。
革命也是这样。一次失败了，再来一次；两次失败了，再来第三次。只要根还在，希望就在。
“陈先生，”沈砚之忽然问，“你说，咱们这次能成吗？”
陈其美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沧桑：“沈司令，我今年四十二了，从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到现在十四年。这十四年，我见过太多同志牺牲，太多希望破灭。可我还是在这里，还是在做这件事。为什么？”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因为我相信，这个国家，不该是这样。它应该更好，它必须更好。而能让它变好的人，不是那些当官的，不是那些有钱的，是我们，是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傻子。”
沈砚之也笑了。是啊，傻子。他们就是一群傻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提着脑袋闹革命。父亲是傻子，程振邦是傻子，陈其美是傻子，他也是傻子。
可这个国家，总得有些傻子。
“陈先生，”沈砚之举起茶杯，“以茶代酒，敬傻子。”
“敬傻子。”陈其美也举起杯。
两只茶杯碰在一起，声音很轻，可在那轻轻的碰撞声里，沈砚之仿佛听到了惊雷。
那是革命的声音。是从武昌传到山海关，从山海关传到南京，从南京传到日本，如今又从日本传回天津的声音。
这声音，六年来，从未断绝。
也永远不会断绝。
窗外，天津的黄昏降临了。华灯初上，车马喧嚣，这个城市依旧在醉生梦死。可沈砚之知道，在这片繁华之下，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直系和皖系要开打了，奉系在虎视眈眈，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也在伺机而动。而他们，这三百二十七个“傻子”，就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必将激起千层浪。
夜还很长。
可天，总要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