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看不见的战场【4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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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长廊辩经”之后,荆州的主流观点基本上就是【挺“陈”批“郑”】,至少刘表是这样的态度。

    然而邺城的“国学”一出,荆州官方学术观点顿时就转移了目标。

    宋忠、綦毋闿等一众大儒引经据典,对魏哲,为国学大肆批判。

    襄阳学宫的千余儒生也不甘其后,成为与知行书院学子对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两地的士人就这样开始口诛笔伐,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而当察觉到这个情况之后,张松咂舌之余也忍不住在襄阳止步不前。

    不过宋忠等人只顾着批判魏哲,却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须了解,否则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结果魏哲的“国学”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进入了襄阳学宫,并且大规模向襄阳周边蔓延,开始被一众古文经学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阳的颍川名士司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满口空谈,不识时务。

    司马徽虽是天下名士,可是却与时流大儒不同。

    庞统年少时听闻司马徽在颍川,便不远千里前往拜见,但他赶到时正好遇到司马徽在采桑叶。

    当时庞统还是个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能执妇人之事?”

    然而司马徽闻言却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之言就是在嘲讽庞统生来富贵,却不知世事艰辛。

    庞统由此叹服,在司马徽迁居襄阳之后时常前往请教。

    故此司马徽格外赞成“国学”所主张的实心任事,量知为用。

    他甚至难得走出隐居之所,在襄阳士林集会时公开褒奖魏哲之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堪称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响,其弟子南阳刘廙、襄阳向朗都成为了“国学”信徒。

    除此之外,襄阳庞氏的家主庞德公也对魏哲颇为赞赏。

    只是由于家族拖累,庞德公不方便公开声援魏哲,于是便转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经》空讲义理,满口虚言,实乃误人子弟。

    于是乎还不等宋忠等人将邺城“国学”批臭、批伪,荆州士林内部便分裂了。

    以司马徽、庞德公一派的大儒与襄阳学宫迅速割裂,开始口诛笔伐起来。

    其中有部分荆州士族顾忌刘表的态度不敢公开站队魏哲,便转而集火宋忠。

    而在这场学术斗争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则要当属庞统与王粲无疑了。

    其中庞统还好说,身为襄阳庞氏的嫡子,本就是荆州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

    他在此次风波之后替庞德公冲锋陷阵那也是应当。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后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么简单。

    王粲出身兖州高门,山阳王氏,乃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避祸荆州之后他便以博学多闻著称,其诗赋感时伤乱,深沉真挚,但情调苍凉,悲而不壮。为荆州士子拜服。

    以往荆州士林只知王粲长于辞赋,冠盖荆州,却不想王粲的经学造诣亦极深。

    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简直就是知行书院的荆州分院代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响,知道治理天下并不是夸夸其谈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念。

    在得闻邺城国学之前,王粲便开始有意融合儒家礼乐与法家刑罚思想,尝试寻找出一条经世致用之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粲的学术态度其实比魏哲还要激进。

    也正因为这一点,得闻国学的王粲几乎将《知行录》奉为至宝,日夜苦读。

    如果说此前他觉得魏哲乃乱世之枭雄的话,那么读完《知行录》之后王粲则几乎将魏哲视为上古三代之圣王,彻底的心服口服。

    没办法,实在是魏哲的理论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于是在这场思想战争爆发之后,王粲的表现简直堪称学术界的“吕布”。

    针对襄阳学宫主张的“纯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废刑罚”论调,王粲直接做《太平论》以抨击之,立场鲜明的表示,乱世更需刑罚震慑,法治是匡正时弊的必要手段。

    而当宋忠表示一旦纯儒治国,众贤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说法,王粲则又是洋洋洒洒数千言,做《儒吏论》批判当今俗儒的迂腐与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论》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议宋忠多读读法家之言,学习学习具体的治国之道,以免口出无知之言,贻笑于大方之家。

    一时间,偌大的襄阳学宫,千余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镇压。

    没办法,谁让他们无论是经义还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论》《儒吏论》甚至连荆州的今文经学一脉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着《知行录》来看,渐渐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当察觉到这一点后,王粲也没有再继续追着落水狗死打,而是转而根据自家苦心研读《知行录》的心得,做《务本论》,向荆州儒林科普魏氏国学的诸多理念。

    比如他在《务本论》后便言辞犀利的驳斥谶纬之说,主张回归经典本义。

    并且在《务本论》中疾呼:“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

    最关键的是,王粲还主张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针对战乱导致的荒田问题,应当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审其时”,指导百姓按照农时耕作,并建立严密的赏罚机制,农民依收成优劣亦获相应奖惩。

    可以说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与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说其他荆州士人只是认可“国学”,那么王粲就是彻底成为魏哲的死忠。

    一时间,宋忠所代表的襄阳学宫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毕竟文采即口才,他们实在吵不过王粲。

    于是无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寻他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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