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杜牧：别只知道他写“扬州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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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杜牧的童年，前半段是“锦衣玉食的小少爷”，可后半段，却跌到了“吃穿都要算计”的日子——因为他父亲杜从郁早逝了。

    杜从郁本来也当官，虽然没杜佑那么厉害，但也能撑起家里的日子。在杜牧10岁那年，杜从郁得了重病，没几个月就走了。顶梁柱一倒，家里的日子立刻就变了样。

    以前家里有仆人做饭、打扫，父亲走后，仆人走了大半，杜牧得跟着母亲学扫地、洗碗；以前他想要什么笔墨纸砚，父亲一句话就给买，后来母亲得把旧衣服拆了，浆洗干净当纸用，墨是用灶灰和水调的；以前过年过节家里热热闹闹，后来连给爷爷上坟的钱，都得母亲找亲戚借。

    最让杜牧难受的，是家里的书没人管了。有一年夏天，下了好几天大雨，藏书阁漏雨，好几卷书都被泡湿了。杜牧看到后，抱着湿书坐在地上哭——这些书是爷爷的心血，是家里最后的念想，现在却成了这样。母亲过来摸了摸他的头：“哭没用，咱们把书晾干，好好保存，你爹要是在，也希望你好好读书。”

    从那天起，杜牧就把“读书”当成了“救命稻草”。他知道，家里的荣光没了，要想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要想不辜负爷爷的期望，只能靠自己读书考功名。

    那时候他才10岁，却能诵《尚书》《诗经》了。《尚书》里全是古奥的句子，比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好多成年人都读不懂，他却能背下来，还能跟母亲讲个大概意思。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背书，在院子里找个石头当桌子，借着晨光读；晚上母亲点着油灯做针线，他就坐在旁边写作业，油灯芯子拨得细细的，怕费油，直到母亲催他睡觉，他才舍得放下书。

    13岁那年，他又捡起了小时候翻过的《孙子兵法》。这次不是“看热闹”，是真的“啃”——他把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抄下来，旁边写满批注，比如“这句话讲的是知己知彼，要是将军不懂这个，肯定打败仗”；他还会结合爷爷《通典》里讲的历史，琢磨“哪场战争用了这个战术，结果怎么样”。有次母亲看到他写的批注，忍不住哭了：“你爹要是知道你这么用功，肯定高兴。”

    到了16岁，杜牧更是厉害，居然能写策论了。策论可不是随便写的小作文，是给朝廷提建议的文章，得懂政治、懂历史，还得有见解。他写的策论，比如《阿房宫赋》的初稿（后来又修改过），里面骂秦始皇大兴土木、不顾百姓死活，还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不光有文采，还戳中了唐朝当时的问题——那时候唐敬宗也爱盖宫殿，杜牧这是在借古讽今。

    有人说他“天赋高”，可只有他知道，哪有什么天赋，都是逼出来的。家道中落没让他消沉，反而让他把爷爷留下的“家学”捡得更紧了——爷爷教他“读书要懂道理”，他就把道理写进策论里；家里的书教他“要为百姓着想”，他就在文章里替百姓说话。

    就这么着，杜牧在“苦日子”里，把自己熬成了“学霸”。他没辜负爷爷的期望，也没辜负母亲的辛苦，更没辜负那些陪伴他的书。

    家学的底气：不是会背多少书，是心里有“大格局”

    聊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杜牧的“家学”，不就是爷爷厉害、家里书多吗？为啥说这对他影响这么大？

    其实不然。真正的“家学”，不是会背多少书，也不是能写多少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大格局”——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知道一个人该对国家、对百姓负什么责任。

    杜佑没教杜牧“怎么当官发财”，教他“当官要为百姓”；家里的书没教杜牧“怎么投机取巧”，教他“要懂历史、明事理”；家道中落没让他变得“自私自利”，反而让他更明白“普通人的苦，得有人替他们说出来”。

    这种“格局”，后来全藏在了杜牧的诗和文章里。他写“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不是在骂商女，是在骂那些不管国家安危、只顾享乐的官员；他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是在写杨贵妃的奢侈，是在写百姓的辛苦——为了杨贵妃吃一口荔枝，多少人累死在半路；他给朝廷提用兵建议，说“要重视边防，但不能穷兵黩武”，也是从爷爷的《通典》和《孙子兵法》里悟出来的道理。

    哪怕他写“春风十里扬州路”，也不是单纯的“风流”。他在扬州当幕僚的时候，看到扬州的繁华，也看到繁华背后的问题——官员腐败、百姓负担重，所以他后来离开扬州时，才会写“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覆吴图”，心里想的还是“怎么能让百姓过得好点”。

    这就是“家学”的力量。它不是一句空话，是刻在杜牧骨子里的东西——是爷爷书房里的墨香，是家里万卷书的重量，是家道中落时咬牙坚持的日子，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底气。

    后来杜牧考上进士，当官做了不少实事：在黄州的时候，他整顿吏治，打击贪官；在池州的时候，他修水利，让老百姓能种上田；哪怕晚年退休，他还在关注朝廷的事，写文章提醒皇帝“要重视民生”。这些都不是他当了官才学的，是小时候在家学里就埋下的种子。

    别只记住“诗人杜牧”，要记住“名门之后的底气”

    再提起杜牧，别只想到“春风十里”“霜叶红于二月花”了。他首先是杜佑的孙子，是那个在万卷书里泡大的名门之后；是那个家道中落后，把书当成救命稻草的苦学少年；是那个心里装着百姓、装着国家的文人官员。

    他的“家学”，不是靠祖上的光环，是靠一点一点挣来的——爷爷留下《通典》，他就读懂里面的道理；家里留下万卷书，他就从中看到世界；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他就用读书撑起这个家。

    所以说，杜牧的成功，不是偶然。他能写出流传千年的诗，能提出切中要害的政治见解，能在唐朝中期的官场里保持一份清醒，都离不开小时候的“家学浸润”。那些藏在书里的道理、爷爷教的做人准则、苦日子里的坚持，最后都变成了他的“底气”。

    这才是真正的“名门之后”——不是靠祖上的名气吃饭，是把祖上的精神传下去，活出自己的样子。杜牧做到了，所以他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个值得我们记住的“有底气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