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韩愈：敢骂皇帝的硬骨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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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宪宗气了半天，最后说：“杀了他太便宜他了！贬！贬到潮州当刺史！让他去荒蛮之地反省反省！”

    潮州在哪？在现在的广东潮州，比阳山还远，离长安有八千里路，当时是“瘴疠之地”，到处是鳄鱼，百姓们还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

    韩愈接到贬谪令的时候，已经52岁了，身体早就不如从前。他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就被官差押着上路了。走到蓝关的时候，天降大雪，山路被封，马也走不动了，他冻得瑟瑟发抖，心里又悲又愤——一片忠心，却落得个“夕贬潮州路八千”的下场。

    就在这时，他的侄孙韩湘（就是传说中“八仙”里的韩湘子）骑着马赶来，手里拿着一件棉袄，还有一包干粮：“叔公，我来送您！”

    韩愈看着韩湘，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接过棉袄，在马上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这两句，写尽了他的忠勇和悲愤：我想为陛下除去弊端，就算我老了，就算丢了性命，也不在乎！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又写尽了他的孤独和迷茫：秦岭的云挡住了回家的路，蓝关的雪让马都走不动，我这一去，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韩湘读着诗，哭着说：“叔公，您别这么说，您肯定能回来的！”

    韩愈笑着摇摇头：“回来不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丢了读书人的风骨，没辜负百姓。”

    潮州治政：在荒蛮之地，把“贬谪路”走成“为民路”

    韩愈到了潮州，才知道这里有多苦：城里到处是垃圾，百姓们喝的水不干净，经常生病；城外的韩江里有很多鳄鱼，经常上岸吃人吃牲畜，百姓们不敢靠近江边；地里的庄稼长得不好，百姓们吃不饱饭；更别说读书了，整个潮州，没几个识字的人。

    官差把他送到刺史府，就赶紧跑了——怕被瘴气染上，也怕被鳄鱼吃了。韩愈看着空荡荡的刺史府，里面只有一张破床、一张破桌子，却没抱怨一句，第二天就开始干活。

    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鳄鱼”。韩江里的鳄鱼，把百姓们害苦了，有个老婆婆的儿子，前几天去江边挑水，被鳄鱼吃了，老婆婆哭得死去活来。韩愈听了，气得拍桌子，他写了篇《祭鳄鱼文》，然后带着百姓们，拿着桃木剑、锣鼓，来到江边。

    他站在江边，对着江水喊话：“鳄鱼！你本是远方来的恶兽，竟敢在潮州害人！我限你三天之内，要么搬到大海里去，要么就被我杀了！”说完，他把《祭鳄鱼文》烧了，扔进江里，又命人把猪羊丢进江里，“喂”鳄鱼。

    百姓们都看傻了：“韩大人，这能有用吗？鳄鱼哪听得懂人话？”

    韩愈却一脸认真：“放心，它要是不听，我就带人杀了它！”

    神奇的是，三天后，江里的鳄鱼真的不见了——可能是被锣鼓声吓跑了，也可能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百姓们都欢呼起来，说“韩大人是神仙下凡！”

    他干的第二件事，是“兴农桑”。他带着百姓们疏通河道，引水灌溉农田；又从中原带来水稻种子，教百姓们插秧、施肥；还教百姓们养蚕缫丝，织丝绸卖钱。没过多久，潮州的庄稼长得越来越好，百姓们终于能吃饱饭了，有的还能穿上丝绸衣服。

    他干的第三件事，是“办教育”。他在潮州办了“韩山书院”，亲自当老师，教百姓们读书写字，还从长安请来有学问的人当助教。他告诉百姓们：“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明事理，懂善恶，让日子过得更好。”

    有个叫林巽的年轻人，家里穷，没钱读书，韩愈就免费教他，还给他送书送笔。后来林巽考上了进士，成了潮州有名的文人，他经常对人说：“没有韩大人，就没有我林巽！”

    在潮州的八个月里，韩愈把一个荒蛮的小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们都爱戴他，把韩江改名叫“韩江”，把韩山改名叫“韩山”，还为他建了“韩文公祠”，代代供奉。

    后来宪宗后悔了，想把韩愈调回长安，韩愈却笑着说：“不用了，潮州的百姓需要我，我就在这儿挺好。”

    硬骨头的底色：不是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执念

    韩愈的仕途，从头到尾都在“碰壁”——为百姓谏言，被贬；为国家骂佛骨，被贬；甚至后来因为反对王叔文变法，又被贬。可他从来没后悔过，也从来没改变过自己的“硬骨头”脾气。

    有人说他“傻”：“你就不能少说两句？顺着皇帝和权贵，官不就能当得稳一点吗？”

    韩愈却说：“我是读书人，读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学的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要是为了当官，就丢了这些，那我读书还有啥用？”

    他的“硬骨头”，不是“愣头青”的冲动，是儒家理想的执念——他坚信，读书人就该“直言敢谏”，就该“为民请命”，就算付出代价，也不能丢了这份初心。

    他在《进学解》里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其实是在说自己：不管是读书还是当官，都要勤奋、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他在《师说》里写“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实是在说自己：当官也是“传道”，传的是儒家的“仁政”之道，解的是百姓的“疾苦”之惑。

    晚年的韩愈，终于被调回长安，当了吏部侍郎，算是“功成名就”。他还是老样子，遇见不对的事，照样敢说——有官员贪污受贿，他就上奏章弹劾；有百姓受欺负，他就出面主持公道。人们都说：“韩侍郎还是那个硬骨头，一点没变！”

    公元824年，韩愈病逝，享年57岁。他死后，百姓们自发地为他送行，潮州的百姓更是哭着说：“韩大人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父母官啊！”

    后来，人们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称他为“韩文公”，他的文章被代代相传，他的故事被代代讲述。可人们记住的，不只是他的文章，更是他的“硬骨头”——那种敢骂皇帝、敢怼权贵、敢为百姓出头的孤勇，那种把贬谪路走成为民路的坚守。

    硬骨头，永远都需要

    再读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读“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的忠勇和悲愤；再读他在潮州的作为，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的为民情怀。

    韩愈的故事告诉我们：硬骨头，永远都需要——

    在权贵当道、百姓受苦的时候，需要有人敢站出来直言；

    在风气浮躁、随波逐流的时候，需要有人敢坚守初心；

    在身处困境、前途迷茫的时候，需要有人敢脚踏实地做事。

    他不是“傻”，是“清醒”——他清楚地知道，读书人的价值，不是当官发财，是为百姓做事，为社会发声；他清楚地知道，仕途的意义，不是步步高升，是践行理想，坚守风骨。

    就像他在《论佛骨表》里写的“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就算佛真的有灵，要降灾祸，也冲我来，别害百姓，别害国家。

    这种孤勇，这种坚守，就是韩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千年过去了，韩江还在流淌，韩山还在矗立，韩愈的硬骨头精神，也还在影响着每一个敢为理想、敢为百姓的人。

    无论时代怎么变，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硬骨头——需要有人敢说真话，敢做实事，敢把“为民”两个字，刻在心里，扛在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