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大于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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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陕西甘泉县的风，带着黄土的腥气，卷过县城东头的文庙。大成殿檐角的铁马叮当作响，惊飞了几只麻雀，也惊断了知县刘满仓的沉思。他望着文庙前那座“万代师表”的牌坊，指尖摩挲着腰间冰冷的官印——这方印，是他从贡生身份跻身官僚体系的凭证，是连接皇权与底层的一根细线，可这线，在庞大的社会阶层重压下，颤颤巍巍，仿佛随时会崩断。
刘满仓不是世袭贵族，没有祖荫可恃。他的父亲是个小吏，在州县衙门里抄抄写写了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通过科举“跳龙门”。可刘满仓天资不算顶尖，屡试不中，最后走了贡生的路子，才得了这甘泉知县的缺。往上看，是北京城里九五之尊的皇帝，是八旗世袭的勋贵，是按“九品十八级”排得密密麻麻的官僚体系；往下看，是占了全县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是街角打铁的工匠，是集市上叫卖的小商小贩，是给大户人家掏粪的苦役，还有那些在地方上呼风唤雨、通过传统教育和土地兼并成为“精英”的地主们。这层层叠叠的阶层，像一张巨大的网，把甘泉县罩在中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网格里挣扎、生存，刘满仓也不例外。
他到任的第一天，就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县衙的库房空空如也，账册上的亏空像个无底洞。县丞张启山是本地大地主张家的旁支，见他年轻又没根基，言语间尽是敷衍。“刘大人，”张启山捻着胡须，眼皮都没抬一下，“甘泉这地方，穷山恶水，能收上来的税赋就那么点，您且将就着吧。”
刘满仓没听他的“将就”。他换上便服，带着一个随从，走遍了甘泉县的沟沟坎坎。他见过在龟裂土地上跪着求雨的农民，他们的脊梁被地租和徭役压得再也直不起来；见过在作坊里挥汗如雨的工匠，他们打的铁器精美，却只能拿到微薄的酬劳，大头都被中间商赚了去；见过在集市上被地痞流氓勒索的小商小贩，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不过是为了一口饭吃；也见过那些“与污秽打交道”的掏粪工，他们穿着破烂的衣衫，走在县城最偏僻的巷弄，连正经人家的狗都对他们狂吠。
而在县城中心，张家的宅院朱门高启，家丁护院个个凶神恶煞。张地主是通过科举（虽然只是个秀才）和土地兼并成为地方精英的，他不仅掌握着大量良田，还和府里、省里的官员都有勾结。刘满仓去拜访他时，他正和几个乡绅品茶下棋，见刘满仓来了，只是懒懒地抬了抬手：“刘知县来了？坐吧。听说你想清查税赋？哎呀，这年成不好，百姓也苦，不如缓一缓？”
缓一缓，就是不了了之。刘满仓知道，这是阶层的壁垒在说话。那些通过传统教育（哪怕只是皮毛）进入地方权力系统的人，和那些在政府机构任职的官僚，看似是两个群体，实则盘根错节，共同维护着既得利益。
一、粮荒：阶层的裂缝与挣扎
雍正四年春，甘泉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的麦苗枯得像草灰，农民们把最后一点种子都播了下去，却只等来一场狂风，把希望吹得无影无踪。粮价飞涨，一石米的价钱涨到了平时的五倍。
最先扛不住的是农民。王二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租种张家五亩地，交了租子后，家里就剩半缸杂粮。大旱一来，他带着老婆孩子天天挖野菜，树皮都快被剥光了。这天，他实在没了办法，拿着仅有的一斗谷子去集市上卖，想换点粗粮，却被几个粮商联合压价，一斗谷子只换了半斗糠。王二柱急红了眼，和粮商争执起来，被粮商的家丁一顿拳打脚踢，扔出了集市。
刘满仓正好撞见这一幕。他喝止了家丁，扶起王二柱。王二柱捂着流血的鼻子，看着刘满仓官服上的“知县”补子，突然“噗通”一声跪下：“大人，救救我们吧！再没吃的，我们就得卖孩子了！”
刘满仓的心像被钝刀割着。他立刻下令，暂时冻结粮价，又让人把县衙后院那点应急的粮食拿出来，设了粥棚。可这点粮食，不过是杯水车薪。他必须开官仓放粮，可开仓的文书得层层上报，等布政司、巡抚衙门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他去找张地主。张家的粮仓堆得像小山，张地主却哭穷：“刘大人，您看我这院子大，其实都是空架子！我也得留着粮食给家丁护院吃啊，不然谁给我看家护院？”
刘满仓知道他在撒谎。他不动声色，第二天带着衙役，以“清查账目”的名义，直接闯进了张家粮仓。粮仓里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白花花的大米堆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不少霉变的痕迹。张地主脸都白了，指着刘满仓的鼻子骂：“你敢动我的粮？我姐夫是延安府的通判！”
“通判大人管天管地，还能管本县赈灾不成？”刘满仓冷冷地说，“本县奉皇上旨意，开仓放粮，谁敢阻拦，就是对抗皇命！”他当即下令，将张家的粮食运出一部分，充实粥棚。
此举震惊了甘泉县。有人说刘知县是清官，敢动太岁头上的土；也有人说他是愣头青，得罪了张地主，迟早要倒霉。那些在地方政治系统中担任领导职位的乡绅们，也开始对刘满仓警惕起来。
粥棚开了，每天来领粥的人排成长龙。刘满仓每天都去粥棚看着，他看到有工匠模样的人混在农民里领粥，一问才知道，因为粮价太高，作坊没了生意，工匠们也断了炊。还有小商小贩，因为集市冷清，赚不到钱，也只能来喝粥。甚至有几个衙役，家里人口多，俸禄微薄，也偷偷摸摸地排在队尾。
阶层的界限，在饥饿面前，似乎模糊了一些。但刘满仓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一旦灾情缓解，那些壁垒会立刻重新树立起来。
二、匠心：被埋没的技艺与尊严
灾情稍缓，刘满仓开始琢磨长远之计。他发现甘泉县的工匠手艺精湛，打制的农具、铁器在周边州县都很有名，但工匠们却挣不到几个钱。他一打听才知道，本地的贸易商垄断了销路，工匠们只能拿到微薄的加工费，大部分利润都被贸易商赚走了。
有个叫李铁头的铁匠，手艺是祖传的，打出来的镰刀锋利耐用，能传好几代。可他每天从早打到晚，也只能勉强糊口。他儿子小李子很有天赋，却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书，只能跟着他打铁。
刘满仓把李铁头请到县衙，问他：“你这手艺，就不想多挣点钱？”
李铁头憨厚地笑了笑：“大人说笑了，我们工匠，命就是这样。”
“命是自己挣的！”刘满仓拍了拍他的肩膀，“本县想帮你把铁器直接卖到府城去，绕开那些中间商，你看如何？”
李铁头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下去：“大人，我们没本钱，也没人脉……”
“本钱，本县可以先借给你一部分；人脉，本县帮你搭线。”
就这样，刘满仓牵头，组织了几个手艺最好的工匠，成立了一个“甘泉匠社”。他亲自写了推荐信，让李铁头带着样品去延安府的集市上售卖。一开始很艰难，贸易商们联合起来排挤他们，说他们的铁器是“粗制滥造”。但李铁头的铁器质量摆在那里，用过的人都说好。渐渐地，“甘泉匠社”的名声打了出去，工匠们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
小李子拿着挣来的钱，第一次走进了学堂。他坐在教室里，看着先生在黑板上写字，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刘满仓路过学堂时，看到小李子认真听讲的样子，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知道，工匠阶层的孩子，也有追求教育、改变命运的权利，这或许是打破阶层固化的一丝微光。
但这微光很快就被乌云遮住了。那些被抢了生意的贸易商，联名向延安府告状，说刘满仓“与民争利”。张地主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刘满仓“不务正业，干预商事”。府里的批文很快下来，措辞严厉，责令刘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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