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陌生的家1957-1959下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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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弱的二妹，苍白的脸上也会因为兴奋和美味泛起淡淡的、健康的红晕，能比平时多吃小半碗饭。西贝总是沉默地吃着，认真地咀嚼着那来之不易的每一丝肉香，仿佛也通过这食物，咀嚼着父亲身上那点与平日单位里那个严肃领导、与家庭中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主人不太一样的、陌生的、带着荒野力量与硝烟气息的特质，那特质让她感到一丝困惑，也有一丝模糊的吸引。阳台，很快就被父亲那双既能握笔批文件、也曾握枪征战的手，改造成了一个微型的、实用的“家庭战略补给站”。他用废弃的红砖、从工地捡来的旧木板和铁丝网，巧妙地搭起了结实防雨的鸡窝和通风的兔笼，又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破旧的搪瓷脸盆、缺了角的瓦盆和木箱，填上从荒地边挖来的、肥沃的黑色泥土，种上了容易成活的小葱、大蒜、辣椒和几棵耐寒的青菜、菠菜。西贝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手了照顾它们的全部任务，喂食、喂水、清理粪便、定时浇水。虽然平白多了许多忙碌，但看着那些毛茸茸的小生命一天天长大，看着嫩绿的菜苗破土、舒展叶片、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心里有种奇异的、仿佛自己也在这陌生城市一隅扎下根须般的踏实感。鸡蛋，依然是家里最珍贵的“硬通货”之一，通常被父亲仔细地收集在垫了干草的小篮里，锁进抽屉，以便凑足一定数量，去合作社换取更必需、更紧缺的粮票，或直接卖给急需营养的病人、产妇，换回宝贵的现金。但偶尔，在二妹连续咳嗽不止、小脸烧得通红，或者脸色苍白得吓人时，父亲会沉默地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鸡蛋，放在厨房桌上。母亲看到，便也不声不响地接过去，磕在碗里，打散，加入一点点盐和温水，放在饭锅上，利用蒸汽，给二妹蒸一碗嫩黄如脂、平滑如镜、只在最后点上两滴珍贵芝麻油的蛋羹。西贝在摆碗筷时，会看到那碗独属于二妹的、金灿灿、颤巍巍的蛋羹，被放在二妹座位前。她会忽然想起小别墅那个精致却冰冷的后院里，那只被王阿姨捡走前、她偷偷摸过的、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那时的“硬通货”还残留着生命的余温，而此刻眼前这碗蛋羹，则是一种清晰的、沉默的、不容置疑的资源倾斜与等级区分。恍恍惚惚，竟觉得那种摸着温热鸡蛋的短暂欢愉，像是上辈子某个遥远而不真切的梦了。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有枪声、有收获、有短暂家庭温暖的周末??稀薄得像江南深秋清晨的雾气，太阳稍稍升高，便消散得无影无踪。父亲的工作似乎随着“□□”的浪潮越来越忙，无尽的会议、突然的出差、必须参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常常一连几天见不到人影。扛枪“打牙祭”的周末，变得越来越奢侈，间隔越来越长，直至像那个有着彩色玻璃窗的别墅一样，彻底成为记忆中偶然闪回的片段。母亲在单位的工作压力也似乎与日俱增，她所在的妇联要动员妇女“跃进”，要处理各种新出现的“家庭问题”，经常深夜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归来，脸色是卸下所有公共场合表情后的、深切的疲惫与一种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淡漠，仿佛回家的只是她的躯壳。家庭的日常运转，那张由无数琐碎细节编织成的、无形的、沉重的网，依然稳稳地、不容置疑地、日益熟练地罩在了西贝日渐单薄却不得不努力挺直的肩上。天不亮，往往鸡叫头遍，窗外还是一片浓稠的黑暗，只有远处工厂上工汽笛隐约的嘶鸣，她就得揉着惺忪睡眼、强迫自己从并不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轻手轻脚，先去阳台喂鸡喂兔，清理隔夜的粪便，然后冲进狭窄的厨房，对付那只笨重黑沉、每次移动都吱呀作响的煤球炉，与呛人眼泪的浓烟和时灭时燃、考验耐心的蓝色火苗斗争。等粥锅终于开始发出安全而持续的“咕嘟”声，米香混合着煤烟味弥漫开，她得赶紧灌好热水袋，塞进特别怕冷、蜷缩着的二妹的被窝，然后才轮到自己，用刺骨的自来水，胡乱抹一把脸，擦去眼屎，就算完成了清洁。接着，便是日复一日、雷打不动的“采购”任务??去合作社买菜。
这“买菜”，在1958年渐趋紧张的供应形势下，早已不是一件简单的家务，而是一场每日上演的、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生存竞赛。合作社（人们还是更习惯叫它“菜场”）门口，每天清晨都会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们沉默地、焦急地挪动着，像一条缓慢蠕动的、饥饿的巨虫。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对匮乏的深切忧虑和对那有限物资的炽热渴望。
西贝很快学会了这里的“生存规则”。为了能在清晨有限的排队时间里，同时完成生炉子、做早饭等家务，她学会了用砖头、破篮子、甚至一块写上自己名字的瓦片来“占位”。她总是家里最早起身的那一个，顶着星月，蹑手蹑脚出门，在合作社门口尚显稀疏的队伍里，放上自己从工地捡来的半块青砖，然后急匆匆赶回家，继续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活计。等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再匆匆赶回菜场。
但一个瘦小、面生、带着浓重北方口音的小女孩，在这个讲究“本地”与“熟脸”的地方，是最好欺负的软柿子。十次里有七八次，当她气喘吁吁跑回自己“占”的位置时，会发现那块青砖不翼而飞，或者被踢到了路边阴沟里，原本的位置已经被一个理直气壮、体型比她壮硕的妇人或老人占据。她怯生生地，用带着掖县腔调的、生硬的普通话试图辩解：“这……这是我排的，我放了砖头……”话音未落，就会被更高亢、更急促、更地道的本地话打断、淹没：“啥人看见是你的砖头了？”“小阿妹，不要瞎讲八讲，我一直排在这里的！”“去去去，后头排队去！小小年纪学什么坏，占啥位置！”那些不耐烦的、带着轻视的白眼，驱赶的手势，像冰冷的鞭子抽在她身上。她只能把涌到眼眶的泪水死死憋回去，抿紧嘴唇，默默地、耻辱地走到队伍最末尾，重新开始那漫长无望的等待。手指早已冻得麻木，生着冻疮的地方又疼又痒。
转机发生在隆冬一个特别寒冷的清晨。西贝像往常一样，穿着父亲那件过于宽大、长及脚踝、散发着樟脑和旧烟草味的军绿色棉大衣，把自己裹成一个摇摇晃晃的绿色粽子，踩着冻硬的土路去菜场。那天的北风格外尖利，像小刀子，从大衣的每一处缝隙钻进来，割着她的脸颊和脖颈。她放下砖头，赶回家，等再回来时，砖头果然又不见了。她看着那个取代了她的、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