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边境可怜的卖身女（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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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帆布上噼啪作响，商队的男人们突然躁动起来。阿春从驼队缝隙望出去，看到三个穿迷彩服的人正举着枪走来，领头的高个子左脸有道月牙形的疤。库尔班突然拽住她的胳膊往骆驼后面拖，她的头巾被扯掉，露出耳后那片青紫色的胎记 —— 像朵被踩烂的马兰花。“疤脸是缉毒队的。” 库尔班的声音在她耳边发颤，“他们要找的不是鸦片。” 阿春的第六根手指突然抽筋，那是她记事起就有的小拇指旁的赘指，被母亲用红绳缠了十八圈，说能避邪。此刻红绳不知何时断了，赘指戳着油布包里的硬物，像在叩问什么。
驼群突然炸了营。一只母驼发出凄厉的嘶鸣，阿春转头看见它的后腿正在流血，血珠坠在沙地上，瞬间洇成小小的红朵。疤脸的靴尖踢翻了帆布包，白色粉末混着沙粒飞扬，她突然明白那甜腻气的来源 —— 上周冻死的沙俄女人，嘴角就凝着这样的白末。
库尔班从怀里掏出把短刀抵在她腰间：“跟他们说，东西是你藏的。” 阿春的牙齿开始打颤，不是因为冷。去年冬天，她亲眼看见库尔班把不肯接客的哈萨克姑娘绑在骆驼后面拖了三里地，最后那姑娘的头发跟结冰的沙砾冻在了一起。
“她耳后有胎记！” 疤脸突然吼道。阿春的心脏像被骆驼蹄子踩住，她想起三年前被拐卖那天，人贩子扒开她的头巾，也是这样盯着她的耳后看。他们说她是 “马兰花”，是能卖大价钱的货。
母驼的血在沙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阿春突然抓住库尔班持刀的手腕，用那根多余的手指狠狠抠进他的伤口 —— 上周他跟人抢地盘被砍的疤还没好。库尔班痛得闷哼，短刀哐当落地。她抓起刀，不是为了刺谁，而是割开了那包油布。
白色粉末撒了她满身，像落了场早雪。疤脸的枪对准了她，阿春却笑了，她想起母亲说过，马兰花的根埋在沙里，哪怕被踩烂了，来年春雨一浇还能冒芽。她把那支注射器狠狠扎进自己的胳膊，像在给这片干涸的土地注射一点湿润。
沙暴卷着驼铃的碎响掠过戈壁，阿春倒在母驼的血泊旁时，看见自己的第六根手指上，还缠着半段红绳。远处的检查站铁牌在风沙里摇晃，那个孤零零的 “友” 字，像只睁着的眼睛。
阿春蜷缩在卡车帆布下，砂砾钻进破旧的白球鞋。她死死攥着藏在内裤里的三张皱巴巴的人民币，指腹被粗糙的纸币边缘磨得发红。车斗里弥漫着羊膻味和汗馊味，三个男人的旱烟在黑暗中明灭，像坟墓里的鬼火。
“妹子打哪儿来？” 副驾驶座传来沙哑的嗓音，车猛地颠簸，阿春的额头撞在铁栏杆上，眼前迸出金星。她不敢作声，去年那个自称能带她去县城工厂的卡车司机，最后把她卖到了更西边的 “红灯笼” 旅社。
卡车突然急刹，帆布被掀开一道缝。刺眼的车灯扫过阿春枯槁的脸，她看见边防站的蓝色岗亭，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身份证。” 穿橄榄绿的士兵弯腰进来，手电筒的光柱在每个人脸上停留。
阿春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她没有身份证，那个在火灾里烧毁的小本本，是她作为 “李娟” 存在过的唯一证明。现在她是阿春，一个没有过去的影子。
“这是我侄女，脑子不太灵光，跟着去投奔亲戚。” 后排的络腮胡男人递过两盒红塔山，士兵的手电筒在阿春呆滞的脸上晃了晃，挥挥手让他们走了。车重新启动时，阿春发现自己的后背已被冷汗浸透。
黎明时分，卡车停在废弃的砖窑厂。络腮胡拽着她的胳膊往暗处拖，阿春闻到他身上劣质烧酒的味道，突然想起老杨 —— 那个总给她带糖吃的修鞋匠，上个月被巡逻队打断了腿，就因为多看了哨兵两眼。
“老实点就不疼。” 男人的手撕扯着她单薄的衬衫，阿春的指甲在他胳膊上抠出几道血痕。远处传来火车鸣笛，她突然像疯了一样往铁轨方向跑，砂砾在脚底划出细密的血口。
火车头的灯光刺破晨雾，阿春看见车厢连接处蜷缩着几个乞丐。她跳上最后一节闷罐车，铁轮撞击铁轨的巨响淹没了身后的咒骂。角落里一个瞎眼的老妇人摸索着递来半块干硬的馍，阿春的眼泪终于砸在布满灰尘的车厢地板上。
“往南走，那里有活路。” 老妇人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阿春把馍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一半塞进老妇人枯柴般的手里。车窗外，戈壁滩的日出把天空染成肮脏的橘红色，像她第一次被拐卖时，母亲打翻的那碗辣椒油。
闷罐车在正午时分停下，阿春跟着人群溜下车。车站广场上飘着羊肉汤的香气，她摸了摸空荡荡的裤兜，看见电线杆上贴着 “招聘纺织女工” 的启事，照片上的姑娘穿着干净的蓝布工装，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
她顺着地址找到城郊的纺织厂，铁门紧闭，传达室的老头打量她的眼神像在看一堆垃圾。“早满了，上周就招满了。” 他挥挥手驱赶苍蝇似的驱赶她，阿春注意到他窗台上的搪瓷缸，和老杨修鞋摊的那个一模一样。
街角的公用电话亭亮着昏黄的灯，阿春盯着上面的号码，手指悬在按键上迟迟不敢落下。她还记得老家镇上的号码，可那个在火灾后重建的家，早就没有她的位置了。去年偷偷打过去，接电话的女人用陌生的声音问：“你找谁？这里没有李娟。”
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往电话亭里塞了枚硬币，阿春赶紧让开。女孩拨了号码，声音清脆地喊：“妈，我数学考了 98 分！” 阿春靠在斑驳的墙壁上，看着女孩蹦蹦跳跳地跑远，突然想起自己十五岁那年，也是这样拿着成绩单跑回家，母亲正在灶台前蒸她最爱吃的槐花糕。
天黑时，阿春在桥洞下找到栖身之所。几个拾荒者围着火堆煮白菜，她把藏在袜子里的最后一块馍拿出来，换来半碗浑浊的菜汤。火苗映着每个人麻木的脸，有人说北边在查户口，抓了好多没身份证的人。
“去码头，” 一个瘸腿的男人往火堆里添柴，“那里鱼龙混杂，好混日子。” 阿春默默记住这个词，鱼龙混杂，听起来像她待过的每个地方 —— 旅社、砖窑、货车车厢，都是一样的浑浊不堪。
她花了三天时间走到码头，脚底磨出的水泡破了又结。码头上停泊着锈迹斑斑的渔船，鱼腥气里混着廉价香水的味道。一个涂着红指甲的女人拦住她：“找活干？跟我来。”
女人把她带到岸边的铁皮屋，里面摆着三张木板床，墙角堆着散发霉味的被褥。“叫梅姐就行，” 红指甲点起一支烟，“在这里干活，规矩懂吗？” 阿春点点头，又摇摇头，她懂所有的规矩，又好像什么都不懂。
第一晚接的是个满脸横肉的渔贩，他的手像铁钳一样捏着她的下巴，嘴里的酒气喷在她脸上。阿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躺在老家的槐树下，母亲用蒲扇给她扇风，蝉鸣聒噪，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点。
梅姐每天给她们发五个馒头，偶尔有剩菜。阿春把馒头省下来，藏在床板下。她不知道要攒着做什么，就像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巡逻队抓走，会不会像去年冬天那个染病死掉的女孩一样，被随便裹张席子扔进海里。
满月那天，渔贩们都去镇上喝酒了。阿春躺在木板床上，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突然想起老杨说过，月亮圆的时候，亡魂能找到回家的路。她从床板下摸出攒了半个月的馒头，沿着海岸线往南走，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黎明前她遇到一艘准备出海的货船，甲板上堆满了集装箱。阿春趁看守不注意钻进货柜，里面漆黑一片，弥漫着樟脑丸的味道。她摸索着找到一个角落坐下，听着外面引擎启动的轰鸣，突然觉得很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货柜被打开一道缝，刺眼的阳光照进来。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惊讶地看着她，嘴里说着她听不懂的语言。阿春举起手里的半个馒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男人递给她一瓶矿泉水，阿春咕咚咕咚喝下去，水流顺着嘴角淌进脖子里。她不知道这艘船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但当海风吹拂着她凌乱的头发，远处海鸥发出清亮的叫声时，阿春第一次觉得，自己或许还有机会，看看不一样的天空。